每一首诗都是一个微小记号,多年之后仍能提醒我……



每一首诗都是一个微小记号,多年之后仍能提醒我……

恣意的创作者

初夏时节,小说家王聪威出版了首部诗集《微小记号》——虽号称情诗集,但其实不尽然甜美,常常温柔里闪现残酷的失落,像暗室里忽然打亮一盏螫眼的光。而书封如一张铺着蓝色布巾的桌子,上面散搁着叉子与杯碟,彷彿寻常,所以让人不设防,忽略了那同时也意味着生活的现实面。日子里不会只有甜蜜,无苦味,就像爱情里,不会只有一直的温柔或残酷,它们一体两面,有爱就会有伤。

与其猜度小说家写的诗会是什幺模样,我更好奇会是什幺状况?

小说是大面积意志与情感的彼此挹注,而诗需要充满弹性的折叠,两者会激荡出怎样的火花,或者,冲突?对于小说技艺纯熟的王聪威来说,这番想像的困扰显然并不存在。最早,写诗是为了追女孩子,相较后来写小说成为文学志业的经营,其心机(目的)之直截了当,倒也是一种纯粹。而这份纯粹,再对比于创作长篇小说时严谨的自我规律与克制,就几乎是一个不受拘束,可以任性妄为,就算半途而废也没有关係的游戏。

对他来说,小说与诗在意义上确有不同,但在创作形式的分野上,分寸的拿捏未曾造成苦恼,甚至是互相彰显的。这一点,从《微小记号》里相当比例挪借转化小说的技法即能得到佐证。王聪威作为一名优秀的小说家,在写作上饱满成熟的自信与功力,足以支持他摆脱束缚,在其间毫不窒碍地来回穿梭。如此不仅丰富了其诗的风貌,也拆除了文类之间无形藩篱,使得创作即是创作,不必画出一条线去紧盯着谁踩过了界。而事实上,他本也无法且无心去刻意区分什幺。

他举了曾经採访的得过奖的花艺师为例:两盆插花作品,同样的主题,收取同样的报酬,一盆灿美如火树银花(複杂的小说技法),另一盆仅一截清瘦枯枝(用凝鍊的文字写诗)。那差异,在于展示的空间条件不同,演绎的方式也就随之改变,但创作本身的价值,并不因表现材料(形式)的简单或繁複而有丝毫折损。这样不刻板的自由态度,正也呼应了王聪威长久以来在写作生涯上所展现的机敏、活力与无法归类。

便条纸上写诗

若小说是劳苦心智、自我鞭策的工作,诗便是私人生活了。

诗不像小说需要关注并挑战庞杂的议题。诗是絮语,是耳边的呢喃,给恋慕的人也给生命中种种欢笑和泪水。

写小说的王聪威冷静自持,保留一定的距离是为了适切地叙述他者,全面观察,理性涉入。诗呢,他说,他的诗是倾诉,除了自我,通常是有一个说话对象(熟悉或亲密角色)的,基本上具备了功能性。所谓功能性,他打了个有趣的比方:「即便是写一张便条纸,也一定要写到让看的人为之心动;若是写辞呈,就要让主管读到痛哭流涕,捨不得放你走!」

王聪威没有写日记的习惯,曾经写下的诗于是承载了记忆,同时也保护了记忆。整理旧稿,昔日生活的遗迹纷纷出土,有些明明落笔时感动万分的文字,如今追不回文脉,拼凑不出彼时为之倾迷的眉目与颦笑,一点也不再感动,他说那其实是一种悲哀。许久不曾幻想能出版诗集,但重新摊开眼前的诗文牵动了心情的转变。那个转变,是为了悲哀而起的忏情——被他爱过、伤过与暂且遗忘过的,藉由诗集留下许许多多「微小记号」当作检索与提醒,等日子又走远了一些,才不至于再次被自己不太好的记性给辜负。我这幺以为。

「诗集开场的序诗《Love of My Life》其实是一篇对诗的爱的告白吧?」

这个问题本来不在预设中,但我还是很任性地想了解一下。面对这一问,王聪威意味深长的一笑,说:「成年人的世界很複杂的。」……可不是幺?且不管大人的世界是不是很複杂,诗本来就充满缝隙,包容无限可能性,写的人与读的人各自凿坑填洞,你喜欢那样写,我偏喜欢这样读啊!他毕竟没有揭露序诗的身世。然而,揭与不揭又如何呢?或许终究会像〈说话〉写的「即使是说了/也委婉的像是/ 冥王星与圆周率的距离」那样吧。……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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